“新时代·新影像”中外联合创作计划工作坊已于6月20日圆满落幕。温故而知新，让我们来一起回顾工作坊的精彩内容，将导师们的倾情分享内化为创作的不竭动力。今天，我们先来一起回顾在工作坊的互动环节里，五位导师和学员之间的那些精彩问答。
您将探索频道在中国纪录片创作的经验定义为用世界语态讲好中国故事。那么在您看来，世界语态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世界语态的中国故事在对外传播上又有什么优势？
魏克然：我们所有人，无论来自哪里，都会受到电影式叙事的影响。我们沉浸在英雄的旅程中，在叙事中追随神秘或悬念，（这些）都是让观众随时随地着迷的经典手段。
作为世界上唯一会讲故事的生物，我们天生就喜欢电影叙事。换句话说，像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喜欢说的，我们天生就喜欢“构成梦想的东西”。
无论是《闪电侠》或是《流浪地球》，使用视觉情感作为语言来传递意义是每一部作品都会尊崇的。因此，当我们从华纳兄弟探索频道的角度出发考虑全球观众时，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将电影体验与纪实纪录片的体验融合在一起。因此，无论是科学知识、生存知识、自然史知识、纯历史知识还是文化知识，都可以通过一种更身临其境的3D方式来讲述，让观众更容易理解，从而让观众以更有机、更有趣、更发自内心的方式有所收获。
现在，谈谈你的第二个问题。当我们在中国，与本地创意团队和平台共同策划、制作探索频道节目时，我们可以将其制作成一档中、外观众都适合观看的节目。与中国伙伴的密切合作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本地观众。同时，我们的电影化叙事手法使它更容易被国际受众所接受。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当中，这样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鉴于新闻和社交媒体中正在发生的两极分化问题，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信息过剩甚至信息不实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下，能够与中国本地合作伙伴和人才以合作和开放的态度一起产出，才能真正拥有更细致、真实和平衡的叙事角度。
△魏克然授课画面
在您看来，为什么很多中国本土纪录片难以实现和海外受众共鸣？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导演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张同道：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是个系统工程，海外观众也不是一个特定观众群，而是不同文化、种群的集合。因此，传播可细分为全球传播、局域传播和本土传播。前二者是国际传播。全球传播非常之难，能够跨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片子，主要只有自然纪录片和科学纪录片两种。局域传播指的是在某一文化区域的传播，文化区和地理区的概念不一样，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北美等都可以构成一个文化区。我们能做的国际传播主要是区域传播。
那么中国纪录片怎么能够走出中国的文化区，从而在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中间进行传播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做认真的调研。要想清楚你的作品是给谁看的，这些观众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生活状况，他们关心哪些问题。
第二，在确定了观众群之后，为了让这些观众接受你的故事、喜欢你的故事，我们要研究观众的文化背景、价值观，从而判断你讲的故事是否能被理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大河向东流”，中国的河都向东流，是由地势决定的。但是国际观众所在地的河可能流向各个方向，他们就没法理解这句话。因此，要突破文化区的限制，要了解观众的文化背景。再从价值观的角度看，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有尊老的传统，我们看见老人过马路要上去搀扶一下。但有些文化区的老人追求独立精神，连搀扶都觉得是对他的不尊重。
第三，我们的片子要想让特定观众群喜欢，就要了解他们的审美心理和叙事习惯。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都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心理，中国古代艺术讲求意境，留白，但在西方观众眼里却是一派空洞的影像，不知所云。印度电影喜欢载歌载舞，让他们来欣赏留白就是很难的。
因此，国际传播就是要跨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和审美心理的观众，而跨越的前提是充分研究观众，尊重观众，找到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以双方都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美学呈现。就像我们招待客人，不是我们喜欢吃什么就给人什么，而是事先了解一下客人的饮食习惯。变革中的中国涌现了那么多好故事，我期待大家通过国际传播的训练学习，拍出真正的好故事，实现真正的国际传播！
△张同道授课画面
您在授课中提到，您在“尽力寻找和讲述关于中国的真相、能撼动外国对中国的恐惧和偏见的故事”。您认为如何有效地把中国真相传递到有偏见的海外受众面前，并且能够使他们愿意去了解、倾听、认同？
柯文思：我们必须要做的是不带偏见地讲述中国的真相。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我希望西方的观众能够在我拍摄的中国人身上看到自己，因为如果他们能看到中国人确实在很多方面和他们很像，他们就会产生同理心，这将帮助他们放下对中国人的焦虑、恐惧或怀疑。
在中国拍电影有点难，对于不会说中文的西方电影人来说尤其是一个挑战。因为中国人往往更注重隐私，不太愿意谈论自己，不太愿意对着摄像机敞开心扉。所以我们拍电影时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拍摄对象。在真正打开摄像机前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和金钱，因为我们需要和实验对象建立关系、培养信任，要有人愿意告诉你他们最私密的想法，他们的恐惧、焦虑，他们的爱、恨。一部影片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拍摄对象是否信任你、他们是否告诉你真相。镜头很少说谎，镜头可以捕捉到那种信任并将它传达到观众眼前。
我不太关注统计数据，我最关注的并想要获得的是影片中具有原始的情感。因此我坚持要找到能在影片中敞露心扉的拍摄对象。无论他们是笑还是哭，只要这是真实的情感就可以。情感自己会传播，对全球观众来说要比“谈论”容易传播得多。中国取得的那些大的成就也都是真实的，但是，当你谈论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城市如何发展的时候，会让西方受众害怕。而当你遇见一个具体的人，慢慢了解他之后，你很难害怕他。所以我们试着在影片中展现中国人民，他们自信、正直，他们努力工作，他们爱他们的孩子、想让他们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如果人们了解了中国人的这一面，那么很多抵制和偏见就会消失。这并不难，你只需要找到信任你并同时愿意和海外观众分享他们生活的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
△柯文思授课画面
您在授课中强调了纪录片的“电影叙事”，即高度剧情化的纪录片更为国内外观众所喜爱。这种“电影叙事”是否会和纪录片的“真实性”产生冲突？如何调和或者解决这个冲突？
韩蕾：首先，“本质真实”是纪录片不可以逾越的底线。采用“电影叙事”，必须在不违反“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之下，所以纪录片的“电影叙事”与“真实性”是不矛盾的。
第二，生活中的“个体故事”本身就是有情节的。
我们所探讨的纪录片的“电影叙事”，是指用长期纪实跟拍和客观叙事的手法去呈现的个体故事，“个体故事”本身就是有情节的，生活当中，你需要具备一双慧眼去发现、挖掘和提炼，然后进行艺术呈现。而这一类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实际上是与电影叙事不谋而合的。
其实，这一类纪录片能够打动观众，不仅仅是因为人物的命运和情感，更因为它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是剧情片无法比拟的。不是说我们要把其它风格的纪录片进行“剧情化”的处理，反而是那些采用综述方式的专题片是要“去情节化”的，把本来就有的情节去掉了。
我们普遍认为，以客观记录的手法去进行即时跟拍这种方式是很难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然而，巧妙的电影叙事手法可以让观众更深入地去理解人物、更深刻地去思考纪录片的主题，让纪录片更能揭示本质真实，而不是表面的真实。
第三点就是纪录片的电影叙事其实并不追求高度剧情化，甚至是反对过度戏剧化的。为了让观众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导演特别想表达的内容上，导演会舍弃一些非常吸引观众的情节，甚至会砍掉结局。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纪录片非常忌讳人为制造一些戏剧化的效果。我们有一位合作导演，在表现一个人物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时，用晃动的路灯、树影，配上警车的警笛声，像部悬疑片，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种故弄玄虚的所谓“戏剧化”，是纪录片非常忌讳的。
其次，并不是说只要是真实的，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现各种冲突。我近期看了一部关于非遗传承的纪录电影的剪辑版，这个片子几乎大部分都是在展示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甚至是隐私，确实是高度剧情化了。但是我跟导演说，这不是纪录片所要追求的，这种过度戏剧化的不仅冲淡了纪录片真正的主题，而且犯了纪录片的大忌。主人公心里多年的积怨，没有跟家人说。跟你说了，他是信任你，你把这些播出去了，那么他的家庭矛盾可能会更加深。我们纪录片是讲人文理念的，要保护被拍摄者的隐私，并不是为了博眼球或者是追求点击率和收视率，而是让我们的影像叙事更加的清晰，生动深刻更真实。
△韩蕾授课画面
您在授课中提到，外国观众喜欢观看的是以有趣的方式制作关于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的短视频。您对有趣的定义是什么？也许我们希望讲述的某个故事并不那么“有趣”或者那么具有“娱乐性”，此类故事如何做好对外传播？
奥黛：当我说有趣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故事需要有情感和智力上与观众联系的元素，目标必须是让故事变得有趣和吸引人，即使故事本身可能不是天生具有“娱乐性”。你必须确定故事对观众来说是重要的或相关的，并立即传达这些信息。网络受众非常吝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不抓住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立马就会转去看下一个视频。
因此，要考虑一下故事的主线是什么，以及如何润色故事，确保观众会选择留下来观看你的影片。在视频中添加视觉效果和图解也可以使其更具吸引力。在画面上增加动画、图解和文字可以帮助你说明观点。
幽默也是吸引观众并让故事难忘的好方法。年轻观众的注意力更短，因此更要保持视频简短、切中要害。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把视频控制在5分钟以内。
△奥黛授课画面
